简议清末刑法变革
李秉勇
刑法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种社会治理的方法，是随着犯罪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公法发达的国度，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中，刑法更具有重要的作用。 考察刑法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刑法从繁荣到统一，再到固定、僵化，到清末才出现了一次大的变革，而这次变革又开始了中国刑法的现代化。这次变革使我们思考：刑法的基础是什么，清末变革的基础又是什么，清末变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刑法制度的基础
考察中国古代文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难解的现象，唐代是中国人一直以来引以自豪的时期，唐诗成为当时世界最为灿烂的文化，唐朝诗歌表现了丰富的形式与张扬的生命力，是对唐以前文化的一个突破。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唐代的法律并无太大的变化，唐代的刑法典《唐律疏议》更可以说是趋于封闭与保守，唐文化中的勃勃生机在唐刑法制度中却没有表现，是什么使这两个同为人类文明的领域有如此大的反差呢？与我们盛唐同时期的欧洲当时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但宗教改革后，欧洲法律日趋发达，刑法文化也渗透入文明与进步，以致于在清末变法中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这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他们的进步？
谢望原先生认为，刑法与哲学总是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刑法学的很多基本理论离开了哲学理论就无法讲清楚。 笔者同意谢先生的 观点，刑法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进步。这样我们就为解释上述问题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在刑法史中东周战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期，从郑国子产铸刑鼎，邓析解律到商鞅的刑法改革，儒家、墨家、法家的刑法学说轮番上演，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刑法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切又与当时的哲学环境有关。周室没落后列强争霸，如何统一天下，如何吞并他国与反吞并，成为各诸候国日日操心的事情，这就给当时各种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哲学至今羡慕不已的时代。各诸候国借助不同的哲学思想进行了不同的刑法改革，如郑国子产公布刑律后，即使孔子也只能是加以指责而不能阻止。这个活跃的哲学环境造成了刑法的活跃与进步，到秦朝时刑法已趋完善，有人曾将以刑为主的秦律与同时期 罗马《十二铜表法》加以比较，认为从法律调整的范围和定罪量刑的立法技术来比较，秦律都超过了《十二铜表法》。
西汉王朝建立后，中国取得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到汉武帝时，法制思想有了重大改变，确立了董仲舒所提出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理论，认为刑者，德之辅也，礼之所去，刑之所加，开始引经入律，靠儒家来维护皇权，靠《春秋》大义来定罪量刑。传说中的周礼为周公所定，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为纲目，分述治、教、礼、政、刑、工六大门类。梁治平先生认为，礼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包含极广的秩序网络，生活于其中的人都角色化了，礼既是道德，又是法律。 为什么汉朝的统治者会选择了儒家而引礼入法呢？这一方面在于至汉武帝时，汉朝取得了少有的繁荣，但各地方诸候王的势力却始终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汉武帝希望借助儒家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当时情形与春秋战国不同，在春秋战国时，尊礼则意味着对没落周室的尊从，这与各诸候国的愿望截然相反，所以秦汉的统一，梁治平先生认为是地域原则战胜了亲缘原则，但汉朝实现统一天下后仍实行分封制，又陷入了氏族组织的旧壳，把氏族内部的亲属关系直接转化为政治国家的组成方式，而这又与儒家思想所合拍，儒家思想的主体正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人伦，一切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都统由宗法人伦诠释。 这种以氏族亲缘关系组成国家的形式一直延续至清代，而儒家哲学思想从汉武帝时，就成为统治阶级的专政思想，礼成为刑法中重要原则，礼的准则成为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汉的上请制度到北齐的重罪十条，隋朝的十恶重罪，唐朝的八议、官当等都有礼的烙印。有学者认为，自汉代开始，中国古代法律迈向儒家化的发展道路。《唐律疏议》完美地将儒家思想法律化，将法律制度儒家化，使法律制度与儒家思想水乳交融般地合二为一，从而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独树一帜，自成一统 。儒家思想在宋、元、明、清的法律中也是基本内容，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国刑法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繁荣到西汉统一后，走向了固定与僵化。进入二十世纪后，刑法有了一次大的变革，那么这次变革又是什么原因推动的呢？
二、清末刑法变革的基础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其统治者虽是从长城以外打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但在取得统治后，仍是迅速继承了明以前的儒家思想，立法也是参照明朝立法，所以在清统治的前期中期与以前的朝代并无大的区别，且由于个别君主的开明，取得了康乾盛世。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家传统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受其影响，在清末出现了一次大的变法修律，这次的变革绝非偶然，我们可以从下面因素中看出它的端倪。
（一）、内外交因，被迫变法。自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因盲目自大而屡受打击，在国内又经历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终于意识到制度的落后。有趣的是，清朝慈禧太后的第一道关于变法的诏书是在流亡到西安时发出的。
当时清朝的邻国日本也成了一个可借鉴的范例。日本原采用中国法律，如在其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宝律令》，就是大体上采用唐律。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变法图强，学习欧洲，逐渐成为强国，甲午海战中国的惨败更加刺痛了清统治者，加强了其变法的决心。
这时的清朝只是迫于形势想通过某些皮毛的改革来苟延残喘，并非想真正改变自己的统治基础---儒家思想，但这场变革却没有按他们的想法进行，因为这时儒家思想的克星---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开始席卷全国。
（二）、洋务运动与西方思想的传播。一八四0年后清朝统治者面对西方列强的第一个感觉，是军事装备和工业技术的落后，有学者对鸦片战争中清朝军队的武器与西方列强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军队的一支长枪可顶清兵五支长枪，更遑论清军战斗力的低下。于是清朝统治精英进行了第一次变革，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洋务运动”，其目的在于提高与西方对抗的能力，其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幻想通过技术的提高来达到与西方抗衡的目的，对于社会制度与思想基础的不同并无认识，但这次运动却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革命。萧功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在于，虽然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并没有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自觉意识，他们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在防务领域仿效西方各国的“长技”来避免列强加之于中国的危机，以恢复中国原有的长治久安。但他们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不自觉地引发了中国从防务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其原因就在于，现代工业文明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社会整体。
李鸿章曾用八个字概括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当然他所说的变法更多地停留在技术层面，但洋务运动却是真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李鸿章等人兴办了各种学校，学习西方文明，至1892年，仅在西方传教士所办的各种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已达一万六千余名。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提出向西方民主制度学习的主张，郭嵩涛于1875年在一份奏折中写道：“嵩涛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
在清末思想启蒙运动中，有一批人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这些人对于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840年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日益增多，1870年有250人，到1900年就有886人，袁伟时先生认为，这些传教士对19世纪中国最大贡献，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国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头一份功劳是在中国建立了一批以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第二个功劳是在中国创立了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基础，出现了《万国公报》这样介绍科学知识和政治思想的新闻媒介。1875年6月2日传教士林乐知发表了《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以其丰富和重要的内容成为中国民主思潮发展史上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它介绍了主权在民的基础理论，宪法和三权分立理论，明确现代国家为经济服务的职能，主张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素质是实行民主的基础。在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同时，传教士们还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揭露，直接了当地揭露所谓尧舜和尧舜之道纯属捏造，尧舜是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传教士却认为尧舜之道实不可考，启发人们以理性态度去思考，以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据袁伟时先生考证，国内有人指出 同样观点时已是半个世纪以后了。
（三）、沈家本的贡献。清末变法中出现了一位中国法制历史上杰出人物---沈家本，没有这位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清末变革绝不会取得如此成就。沈家本生于一八四0年，清归安人，光绪九年进士，一生除任天津知府外均在刑部任职，他系统地研究和考订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源流沿革，成为谙悉中国古代法律的著名法学家，他虽然通晓古代法律，但并不泥于古，对于西方法律中先进思想注意吸收，曾组织力量翻译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二十多国家的刑法典和《日本刑法义解》等刑法学著作，并不拘一格地聘请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作为变法顾问，他的努力不仅使西方法律思想传入中国，而且使清末的刑法改革成为近代刑法现代化的起点。沈家本于1907年由张之洞等人推荐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与伍廷芳一起主持修律馆，有趣的是，在以后的变法中，与沈家本争论最激烈的也是张之洞。
三、清末刑法变革的主要内容
（一）、清朝刑法的渊源。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至崇桢十七年（1644年）顺治皇帝入关，是清朝的开国时期，这时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参汉酌金”，“十恶”已入律。公元1644年清朝开始统治全国，在详译明律的基础上，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朝代的不断总结，于乾隆五年（1740年）完成《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在形式上与《大明律》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三十篇，四十卷，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零四十九条。
清律沿用笞、杖、徒、流、死五种法定刑罚。死刑于斩绞之外，还设凌迟、枭首、戮尸等残酷刑罚，对于谋反、谋叛、侵犯皇权等行为均加以严惩，对于异端思想也用刑罚来加以遏制。
清朝刑律在实践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私家注律的出现，民间人士对于刑律的注解不断被吸收在立法之中，在律例无明文规定时，地方官也多引律注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就是通过对律文逐字逐句的注解并附以相关的条例来对大清律例进行解释。
（二）、清末刑法变革的主要内容。在清末变法中，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他首先主持修订了《大清现行刑律》于1910年5月颁行，于1911年又正式颁布《大清新刑律》。变革 的主要内容有：
（1）《大清新刑律》抛弃了以往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方式，以罪名和刑罚等专属刑法范畴的条文作为法典的唯一内容，因而成为一部纯粹的专门刑法典。
（2）在体例上抛弃了以往旧律的结构形式，采用近代西方刑法典的体例，将整部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两部分。
（3）确立了新的刑罚制度，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两种。主刑包括：死刑（仅绞刑一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从刑包括剥夺公权和没收两种。
（4）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刑法原则。笔者认为，这些原则的运用是清末刑法变革最有突破的地方，正是这些原则标致着中国刑法从此走向现代化。这些原则包括：
反对比附援引，主张罪刑法定。《大清新刑律》第十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罪刑法定的原则被公认为近现代刑法典的基石。袁伟时先生认为，这条原则的确立实质是增加个人的自由度，保护人身权利，废除了以思想治罪的专制主义传统，还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株连家族这类极其野蛮的律例的废除。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如律例无可引用，援引别条比附者，在审案时加以说明，并无不可，若因律无规定，不论何项行为均置之不理，就会给刁徒有空可钻，这样法政就会废驰。沈家本则认为，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授类似之罚，是何异以机杀人。他又认为，如果允许司法官于律无规定之时比附其他条文定罪处罚，则其立法、司法兼而有之，就不符合立宪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些论点与论据和我们九十年代讨论取消类推制度时的情形何其相似，所以袁伟时先生认为，我国1997年刑法对于罪刑法定的重新规定是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回归”。
反对酷刑，废除肉刑，提倡慎刑，主张刑罚人道主义。在《大清新刑律》中将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废除，，将戏杀、擅杀、误杀三项虚拟死罪改为徒流，从而使《大清新刑律》开始与世界先进的法律接轨。
参照西方国家法律在《大清新刑律》中引入了故意、过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现代刑法理论。
四、清末刑法改革的影响
沈家本主持修订颁布的《大清新刑律》标致着传统残酷的古代刑法解体，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现代刑法体系开始形成，中国刑法现代化的进程由此展开。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取代了清王朝，但《大清新律例》并没有随之消亡，临时政府一成立，司法部长伍廷芳立即向孙大总统报告，建议除内乱罪不适用外，《大清新律例》继续有效。孙中山同意后，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建议，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承认该法继续有效，于是沈家本所制定的这部法律及其原则一直成为1949年前各个时期的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止 这些规定，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时，罪刑法定等其他原则又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附注：
1、陈兴良：《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人民检察》1999年第11期。
2、谢望原：《世纪之交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中国刑事法》1999年第6期。
3、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4、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5、同4。
兰州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
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政府
兰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兰州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管理办法的通知
兰政发〔2003〕71号
二○○三年八月十三日
各县、区人民政府，中央、省属在兰各科研院所，各大专院校及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现印发《兰州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请认真遵照执行。
兰州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技术市场管理，规范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保障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贯彻落实，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科技部《技术合同认定规则》和《兰州市技术市场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兰州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技术市场办）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工作。
第三条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实行按地域一次性登记制度。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签订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卖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后的30日内到技术市场办进行登记。
第四条 申请认定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向技术市场办提交书面合同文本和有关附件。
技术合同文本采用科技部监制的技术合同示范文本。使用其它格式文本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 技术市场办对当事人提交的合同文本和有关材料，应当按下列规定予以审查和认定登记：
（一） 对合同主体和客体权利、义务关系及签约程序等事项进行法律认定；
（二）鉴别合同的性质和类别并进行技术认定；
（三）对技术合同进行分类登记：
1、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作开发；
2、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转让；
3、技术咨询合用，包括可行性报告、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
4、技术服务合同，包括一般服务、技术培训等。
（四）对技术性收入分别进行核定：
1、核定技术交易额，即从合同交易总额中扣除购置设备、仪器、零部件、原材料等非技术性费用后的交易额度；
2、核定技术性收入，即履行合同所获的价款、使用费、报酬等；
3、审批奖酬金。
第六条 技术市场办应当依照国家科技部《技术合同认定规则》规定的条件，对申请认定登记的合同进行审核认定，自受理之日起10日内完成认定登记事项。对符合登记条件的合同进行分类登记，对主要条款或者有关材料不完备的合同应当通知当事人补正后再申请登记。对认定为非技术合同或不符合登记条件的不予登记，并书面说明理由。
通过中介方订立的技术合同申请认定登记，技术市场办应当对该中介方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一并予以审查。
通过中介方订立的技术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中介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技术开发合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具体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目标；
（二）合同标的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尚未掌握的技术方案；
（三）研究开发工作及其预期成果有相应的技术创新内容。
第八条 技术开发合同主要包括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下列项目：
（一）小试、中试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开发项目；
（二）技术改造项目；
（三）成套技术设备和试验装置的技术改进项目；
（四）引进技术和设备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创新开发项目；
（五）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项目，包括语言系统、过程控制、管理工程、特定专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但软件复制和无原创性的程序编制等项目除外；
（六）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项目；
（七）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和生态项目；
（八）其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第九条 技术转让合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合同标的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已经掌握的技术成果，包括发明创造专利、技术秘密及其他知识产权成果；
（二）合同标的具有完整性和实用性，相关技术内容应构成一项产品、工艺、材料、品种及其改进的技术方案；
（三）当事人对合同标的有明确的知识产权权属约定。
第十条 当事人就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和实施许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转让与许可订立的合同，按技术转让合同认定登记。 当事人就技术进出口项目订立的合同，可参照技术转让合同予以认定登记。
第十一条 技术咨询合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合同标的为特定技术项目的咨询课题；
（二）咨询方式为运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进行的分析、论证、评价和预测；
（三）工作成果是为委托方提供科技咨询报告和意见。
第十二条 技术咨询合同主要包括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下列项目：
（一）科学发展战略和规划的研究；
（二）技术政策和技术路线选择的研究；
（三）重大工程项目、研究开发项目、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重要技术改造和科技成果推广项目等的可行性分析；
（四）技术成果、重大工程和特定技术系统的技术评估；
（五）特定技术领域、行业、专业技术发展的技术预测；
（六）就区域、产业科技开发与创新及特定技术项目进行的技术调查、分析与论证；
（七）技术产品、服务、工艺分析和技术方案的比较与选择；
（八）专用设施、设备、仪器、装置及技术系统的技术性能分析；
（九）科技评估和技术查新项目。
前款项目中涉及新的技术成果研究开发或现有技术成果转让的，可根据其技术内容的比重确定合同性质，分别认定为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或者技术咨询合同。
第十三条 技术服务合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合同的标的为运用专业技术知识、经验和信息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服务性项目；
（二）服务内容为改进产品结构、改良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节约资源能耗、保护资源环境、实现安全操作、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专业技术工作；
（三）工作成果有具体的质量和数量指标；
（四）技术知识的传递不涉及专利、技术秘密成果及其他知识产权的权属。
第十四条 技术服务合同主要包括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且该专业技术项目有明确技术问题和解决难度的项目：
（一）产品设计服务，包括关键零部件、国产化配套件、专用工模量具及工装设计和具有特殊技术要求的非标准设备的设计，以及其他改进产品结构的设计；
（二）工艺服务，包括有特殊技术要求的工艺编制、新产品试制中的工艺技术指导，以及其他工艺流程的改进设计；
（三）测试分析服务，包括有特殊技术要求的技术成果测试分析，新产品、新材料、植物新品种性能的测试分析，以及其他非标准化的测试分析；
（四）计算机技术应用服务，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嵌入式系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服务，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CAD)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的推广、应用和技术指导等；
（五）新型或者复杂生产线的调试及技术指导；
（六）特定技术项目的信息加工、分析和检索；
（七）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服务，包括为技术成果推广，以及为提高农业产量、品质、发展新品种、降低消耗、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关技术服务
（八）为特殊产品技术标准的制订；
（九）对动植物细胞植入特定基因、进行基因重组；
（十）对重大事故进行定性定量技术分析；
（十一）为重大科技成果进行定性定量技术鉴定或者评价。
第十五条 技术培训合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以传授特定技术项目的专业技术知识为合同的主要标的；
（二）培训对象为委托方指定的与特定技术项目有关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技术指导和专业训练的内容不涉及有关知识产权权利的转移。
第十六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等合同中涉及技术培训内容的，应当按技术开发合同或技术转让合同予以认定。
第十七条 技术中介合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技术中介的目的是促成委托方与第三方进行技术交易，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
（二）技术中介的内容应为特定的技术成果或技术项目；
（三）中介方应符合国家有关技术中介主体的资格要求。
第十八条 法人、其他组织的内部职能机构或课题组订立的技术合同申请认定登记的，应当在申请认定登记时提交其法定代表人或组织负责人的书面授权证明。
第十九条 当事人就承担政府科技计划项目而与有关计划主管部门或者执行部门订立的技术合同，应当进行认定登记。
前款所列合同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申请认定登记时应当同时提交有关计划主管部门或者项目执行部门的批准文件。
第二十条 以技术入股方式订立的合同，可按技术转让合同认定登记。
以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或服务为内容的技术承包合同，可根据承包项目的性质和具体技术内容确定合同类型，并予以认定登记。
第二十一条与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相关的技术中介合同，经认定登记，视同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享受国家及本省、市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二条 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或有特别约定的技术合同，当事人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再进行认定登记。
第二十三条 经技术市场办认定登记的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变更、转让或者解除的，以及被有关机关撤销、宣布无效的，应当按规定时限到技术市场办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变更登记的，应当重新核定技术性收入；注销登记的，应当及时通知有关财政、税务机关。
第二十四条 申请认定登记的合同涉及当事人商业秘密的，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事项或者以书面方式向技术市场办提出保密要求。
第二十五条 技术市场办应当按照国家科技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技术市场统计工作规定》和《甘肃省技术市场统计调查方案》的相关规定，对技术合同建立档案并定期分析、统计上报。
凡从事技术交易的单位，均应当制定相应的技术合同管理制度，建立技术合同档案，接受技术合同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经认定登记的各类技术合同，享受免征营业税（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免征所得税（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提取酬金等优惠政策。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酬金计入项目成本，不计入单位工资总额，允许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未申请认定登记和未予登记的技术合同，不得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第二十七条 经认定登记或者备案的技术合同，技术合同买方可以在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增加利润之日起二年内，从新增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酬金，奖励为技术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决策者和有关研发人员。
第二十八条 对于订立虚假技术合同或者采取欺骗手段取得技术合同登记证明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予以查处。涉及偷漏税收的，由税务机关依法查处；违反国家财务制度的，由财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工作人员应当持有科技部或甘肃省科技厅颁发的岗位证书，无证人员不得从事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
技术市场办及其工作人员泄露技术合同约定的技术秘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