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92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复印业管理暂行办法〉等十六项规章部分条文的决定》已经2002年2月4日市人民政府第4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3月15日起施行。

市 长 刘 淇
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复印业管理暂行办法》等十六项规章部分条文的决定



现决定对《北京市复印业管理暂行办法》等十六项规章的部分条文作如下修改：
一、《北京市复印业管理暂行办法》（1986年8月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办发〔1986〕95号文件发布，根据1987年7月2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第一次修改，根据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第二次修改）

删去第五条第一项、第九条。
二、《北京市化学易燃物品防火安全管理办法》（1986年10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86年10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
1．第一条修改为：“为加强化学易燃物品的防火安全管理，防止火灾、爆炸事故的发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2．第四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中的“消防监督机关”改为“公安消防机构”。
3．删去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
三、《北京市刻字业管理暂行办法》（1987年2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办发〔1987〕22号文件发布）
删去第四条第一项、第八条。
四、《北京市城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执照费暂行办法》（1988年2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发〔1988〕21号文件发布，1994年1月1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修改）
1．第三条修改为：“执照费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建设工程设计概算总金额（无设计概算的按工程投资额，下同）计收，标准如下：
“（一）设计概算额20万元（含20万元）以下的，按照概算额的3‰计收；按照比例计算不足50元的，按照50元计收。
“（二）设计概算额20万元以上200万元（含200万元）以下的，按照概算额的2‰计收；按照比例计算不足600元的，按照600元计收。
“（三）设计概算额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下的，按照概算额的1.5‰计收；按照比例计算不足4000元的，按照4000元计收。
“（四）设计概算额1000万元以上的，按照概算额的1‰计收；按照比例计算不足1.5万元，按照1.5万元计收。”
2．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执照费按照建设工程的审批权限，由市或者区、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建设工程时计收。在临发规划意见书时预收50%，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收清。”
3．删去第七条。
五、《北京市经营中国字画管理暂行办法》(1988年11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发〔1988〕107号文件发布，根据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第一次修改，根据2001年8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82号令第二次修改)
1．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具备字画创作能力，符合个体经营条件的，可以申请开办个体画店或者兼营字画。”
2．删去第十二条。
六、《北京市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1989年10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9号令发布）
1．删去第二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八条。
2．第十五条修改为：“森林防火期内，进入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及其他林区的人员，必须持有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进入林区证明。凡持有证明进入林区的人员必须遵守森林防火规定，接受当地森林防火指挥部、护林员的管理和监督，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和范围内进行活动。”
3．第十七条修改为：“森林防火期内，在防火区内进行实弹演习、爆破、勘探和施工等活动的，必须经当地区、县森林防火指挥部批准，并在区、县、乡、镇森林防火指挥部的监督下，采取防火措施后方可进行活动。”
4．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下列处罚：
“（一）森林防火期内，擅自进入林区的，处以10元至50元罚款或者警告；
“（二）森林防火期内，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机动车辆和机械设备的，处以10元至50元罚款或者警告；
“（三）有森林火灾隐患，经森林防火指挥部或者市、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消除隐患而未消除的，处以10元至50元罚款或者警告；
“（四）不服从森林防火指挥部的指挥或者延误扑火时机，影响扑救森林火灾的，处以50元至100元罚款或者警告；
“（五）过失引起森林火灾，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1倍至3倍的树木，可并处以50元至3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并处以300元至500元罚款。
“对有上述行为之一的责任人员或者在森林防火工作中有失职行为的人员，可以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5．将文中“护林防火”改为“森林防火”，“林木火灾”改为“森林火灾”，“护林防火指挥部、所”改为“森林防火指挥部”，“重点防火期”改为“森林防火期”。
七、《北京市体育馆（场）防火安全管理规定》（1990年7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3号令发布）
1．第六条、第十一条中的“消防监督机关”改为“公安消防机构”。
2．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在体育馆（场）内举办体育、文艺、展览、展销等活动，主办单位必须根据体育馆（场）防火安全管理制度制定防火安全方案。”
3．第十二条修改为：“本规定由各级公安消防机构监督实施。对违反本规定的，依法处理。”
4．删去第十三条。
八、《北京市建设工程防火设计管理暂行规定》（1990年8月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7号令发布）
1．第一条修改为：“为加强对本市建设工程防火设计的管理，做好安全防火的基础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情况，制定本规定。”
2．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中的“消防监督机关”改为“公安消防机构”。
3．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设计单位进行建设工程防火设计，必须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消防技术规范和规定。因国家和本市尚无消防技术规范须采用外国或港澳地区消防技术规范的，应当将外国或港澳地区的消防技术规范原本及中文译本等资料，提交市设计管理机关和市公安消防机构审核，经批准后方可使用。”
4．删去第十四条。
九、《北京市社区服务设施管理若干规定》（1991年4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0号令发布，根据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
1．删去第八条第一款。
第八条第三款修改为：“社区服务设施开展文化娱乐、医疗康复或其他经营性便民服务项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文化、卫生、工商等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扶持。”
2．删去第十三条。
十、《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办法》（1992年5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1号令发布，根据1993年5月1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6号令修改）
1．删去第一条中的“和国务院《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2．第三条修改为：“本市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工作，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办理。”
3．第四条、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和第三十二条中的“土地管理部门” 改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4．删去第九条。
5．第十一条中的“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改为“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改为“市财政局”。
6．第十二条第一款中的“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改为“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删去第二款。
7．第二十条中的“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改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8．删去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
9．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土地使用者申请续期的，应当至迟在期满前1年提出申请，并依法重新签订合同，支付地价款，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
10．第三十一条中的“土地管理部门”改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规划管理部门”改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改为“财政部门”。
11．删去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
十一、《北京市征收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规定》（1992年9月1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3号令发布，根据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
1．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土地（包括集体所有土地）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下统称为外商投资企业），除依法经出让、转让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外，均按照本规定征收土地使用费。”
2．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本市地方税务部门（以下简称为地税部门）负责外商土地使用费的征收管理及监督检查。”
3．第三条中的“市、区、县财政部门（以下简称财政部门）”改为“地税部门”，“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改为“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4．第五条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从批准成立之日起，按公历日历年度缴纳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费按年一次征收，于每年10月20日前缴纳。第一个日历年度用地时间超过半年不足一年的，按半年计征，不足半年的，免征土地使用费。”
5．删去第六条第二款、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五条。
6．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外商投资企业缴纳土地使用费的减免，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及国家财政、土地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
7．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市财政局”改为“市地税部门”。
8．删去第十二条中的“兴办”。
9．第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逾期不缴纳土地使用费的，由地税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国家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
10．第十四条修改为：“本市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标准，由市地税部门会同市物价局、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布。”
十二、《北京市城市公共供水管理办法》（1992年12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2号令发布，根据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
1．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本办法所称城市公共供水，是指供水企业通过公共供水管网向单位或者居民（以下简称用户）提供生活、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用水。”
2．第三条修改为:“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是本市城市公共供水工作的主管机关，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区、县人民政府城市公共供水工作的主管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公共供水工作。”
3．删去第四条、第五条。
4．第六条第五项修改为:“接受城市公共供水工作的主管机关和卫生、质量技术监督、物价等有关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
5．第九条修改为:“需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上接装管道或者用水设施，临时使用公共供水（以下简称临时用水）的，应经供水企业同意，方可用水。”
6．第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公用消火栓由供水企业负责维修管理，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监督检查。除发生火灾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
7．第二十条第二款中的“技术监督”改为“质量技术监督”。
8．删去第二十三条。
十三、《北京市消防产品生产、销售、维修监督管理规定》（1994年1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4年2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根据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
1．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中的“消防局”或者“公安消防机关”改为“公安消防机构”。
2．删去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十三条和第十五条。
十四、《北京市研制、生产、进口、销售、展览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规定》（1995年7月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5年8月1日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局发布，根据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
1．标题修改为：“北京市研制、生产、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规定”。
2．第二条修改为：“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研制、生产、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遵守本规定。”
3．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生产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其工作频率、频段和有关技术指标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无线电管理的规定，并报市无线电管理局备案。”
4．删去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六条。
5．第十三条修改为：“市无线电管理局根据需要，对研制、生产、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检测，并按规定收取检测费。”
6．第十四条修改为：“市无线电管理局无线电管理检查员，对研制、生产、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监督检查。无线电管理检查员在执行公务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
十五、《北京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1995年11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31号令发布，根据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
1．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和区、县商品流通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盐业管理工作。”
2．删去第三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3．删去第十二条第一款中的“第十条第（一）项”。
十六、《北京市城市燃气管理办法》（1998年7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0号令发布）
1．第四条修改为：“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是本市城市燃气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区、县人民政府城市燃气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燃气管理工作。
“公安、经济、卫生、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规划、物价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加强城市燃气管理工作。”
2．第十一条第一项中的“市公用局”、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三十六条中的“城市燃气管理部门”改为“城市燃气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
3．第十二条中的“劳动保护”和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的“劳动”改为“经济”。
4．第十四条修改为：“城市燃气用户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气费，不得拖欠或者拒付。不按照规定交纳气费的，按日加收所欠气费１％的滞纳金；逾期2个月不交纳气费的，城市燃气供应单位依法催交，并可以依法停止对其供气。”
5．第十七条中的“劳动部门和技术监督部门”改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6．第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因建设工程施工需要迁移城市燃气设施的，应当经城市燃气供应单位同意。”
7．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中的“城市燃气企业”改为“城市燃气供应单位”。
8．删去第二十二条。
9．第二十六条中的“消防部门”改为“公安消防机构”。
10．第三十四条中的“劳动、技术监督”改为“经济、质量技术监督”。
11．第三十五条修改为：“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城市燃气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实施。”
12．删去第三十七条。
此外，对《北京市复印业管理暂行办法》等十六项规章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款、项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本决定自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五日起施行。根据本决定，《北京市复印业管理暂行办法》等十六项规章修订后重新公布。

浅析证明责任理论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210093)

一、浅释证明责任
何谓证明责任？学界向来对此众说纷纭，可以说学界关于证明责任表述的不断演变过程，也正是学界对证明责任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
“证明责任”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罗马法初期，长期以来人们将其解释为当事人就自己所提出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直至1883年德国诉讼法学者尤利乌斯·格尔查将证明责任区分为主观的证明责任与客观的证明责任，对证明责任的认识才跨入了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新时代。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其的认识也因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学说，即：一、行为责任说，其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负有提出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真实的责任。”⑷ 二、双重含义说，其认为证明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其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谁主张就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是指不尽举证责任应承担的法律后果。”⑸ 三、危险负担说，其包括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避免败诉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是指在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真伪不明时，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受到不利裁判的后果。⑹ 应该说危险负担说才真正揭示了证明责任的本质，才正确的说明了证明责任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巨大作用。但在这里笔者想说明的是，就笔者之观点看来，主观的证明责任应称之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而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本文仅就是对严格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客观证明责任作一阐释，而且笔者认为这才是未来证明责任研究的方向之所在。
综上所述，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不利益诉讼负担或不利益诉讼风险。”⑺ 其不等同于提供证据的责任，也不是举证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在诉讼中当事人为避免败诉的风险提出证据的责任；而举证责任则包含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两层涵义。由此可以看出，当诉讼终结要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法官为了能依法行使对案件的裁判权，就必须依据证明责任规范使当事人一方负担诉讼之不利益，从而使案件的裁决得以确定完成。可以说证明责任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发挥着巨大而关键的裁判依据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证明责任只能由一人承担，只在诉讼终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发挥其作用，才使其明显区别于提供证据的责任。
应该可以说证明责任是当事人负担败诉的一种风险，一种于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所负担的败诉风险，其于诉讼实践上的巨大作用正是学界不断对其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我国司法界对证明责任认识的现状
长期以来，对证明责任的研究一直不为我国司法界所重视，能确切说出其涵义的司法工作人员少之又少。在大多数法官思想中，证明责任是一个极其模糊又极其接近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们经常将其与提供证据的责任相混淆。应该知道证明责任仅于诉讼终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发挥其作用，而提供证据的责任则于诉讼之始终发挥着作用。两者的混淆不仅导致了证明责任随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当事人之间转移而转移，更使得在诉讼终结之前当事人败诉与否的命运就因证明责任过早的发挥作用而早已确定。这不仅使当事人于诉讼中承担了不必要的诉讼风险，更使得法院的判决失去了其应有的公正性。而且由于我国采用的是职权主义（甚至可以说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于诉讼中可以依职权行使其调查取证的权力，这就打破了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原有的证据对抗的平衡，使本应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对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得以免除，从而使证明责任理论无法在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曾经有人撰文说司法实践中长期混淆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是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空白。其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仅是当事人承担提供证据责任的原因，而不能据此断然推出当事人的主张处于真伪不明之状态时，法院应裁判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世界许多国家以实体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证明责任作出规定，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司法解释中阐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区别。而我国法律规定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长期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和证明责任的界限，从而忽视了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⑻ 不可否认，相关规定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证明责任的充分正确认识，但这不应该成为法官相关理论知识缺乏的托词。法律规定的涵盖面是有限的，法官之所以被赋予裁判的权力不仅是因为其熟悉法条，更是因为其具有超脱于法律条文之外的深厚的理论底蕴。正是因为如此，其才能正确应对各式案件，才能将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于案件的裁判中得到最大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效的弥补了这一空白，规定了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败诉风险的承担者，这对正确发挥证明责任在诉讼中的巨大作用将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三、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
德国学者普维庭教授指出证明责任问题的核心在于证明责任的分配。⑼ 只有证明责任分配得以确定，才能在诉讼中确定败诉风险的承担者。也只有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才能充分体现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价值观。
所谓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原告、被告各自负担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⑽ 如果说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明责任理论的核心问题，那么证明责任分配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就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前文中已经简单介绍了日本学者石田穰教授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适用顺序，在其中石田穰教授将依立法者宗旨和诚实信用原则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放在了优先适用的地位上。那么也就是说，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首先从立法宗旨和诚实信用原则这一角度来加以确定。只有这样才能使证明责任的分配既不脱离于立法者的原有本意，又充分体现诉讼风险负担的公平合理。而德国学者罗森伯格提出的规范说（又称法律要件分类说）正是基于这一主旨，提出了“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人，应对存在权利障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或权利排除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⑾ 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规范说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可以说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也是当前为学界广为接受的。但也有学者指出规范说存在着方法论、逻辑性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⑿ 因此以德国学者穆茨拉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创立了反规范说。反规范说应该说是对规范说的一种修正，其又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学说：“一、危险领域说。该说以待证事实属哪一方当事人控制的危险领域为标准，决定证明责任的分担，即当事人应当对其所能控制的危险领域中的事实负证明责任。 二、盖然性说。该说主张以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的高低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主要依据，把待证事实证明的难易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辅助性依据。 三、损害归属说。该说主张以实体法确定的责任归属或损害归属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在实际运用中，该说又具体化为盖然性原则、保护原则、担保原则、信赖原则和惩罚原则，并依据这些原则来确定损害的归属。”⒀　而在其中笔者比较倾向于危险领域说。因为在诉讼实践中，权利主张者常因所主张事实的证据为对方当事人所控制，而无法提供该证据。若于诉讼终结时，依规范说之理论由该当事人承担由于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的证明责任，实为一种诉讼上的不公，使权利主张者因诉讼上证明责任分配的瑕疵而权利得不到保护。而对方当事人更有可能为了使这一要件事实于诉讼终结时处于真伪不明之状态而不提交该证据，甚至毁损这一证据。因此单纯的依规范说确定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极有可能在个案中造成极大的不公，所以笔者认为应依规范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为主，危险领域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为例外，从而有效弥补规范说的不足。
在今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此可见，我国司法界在证明责任分配原则问题上采用了规范说的理论。这不仅由于该学说在理论上已较为成熟，而且也是因为其在我国已为学界所认同，且也具有广泛的实践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第七条又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笔者认为此条规定中的“举证责任”应从广义上理解，即应包括证明责任。由此说来，该规定还赋予了法官在一定条件下的证明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权。日本学者石田穰在论及证明责任分配时曾指出“如果立法者的见解即立法者的意思不存在或不明确时，可以按‘法律漏洞’依判例创造证明责任规范。”⒁由此可见，该补充性规定是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法律漏洞的出现是必然的，而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正是弥补法律漏洞的最佳方法，当然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本身必须是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对规范说的弥补比起危险领域说对规范说的补充更加完善，更加有效。但笔者想指出的是，依此条规定证明责任可能在诉讼终结前就发挥了其作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具有事前效力，如德国学者普维庭。）即于诉讼终结之前就已确定了败诉者，这无疑使其后的诉讼流于形式。而在我国更有可能会在实践中造成对提供证据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再次混淆。
四、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例外——证明责任倒置
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是指“将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该由否认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就法律要件事实的不存在负证明责任。”⒂曾有学者置疑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是否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其认为“由于证明责任倒置是相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成立的，因此，证明责任倒置只是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况。相反，如果没有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也就无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正是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以及民事审判中并未存在所谓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自然也就不存在证明责任倒置。不少人认为我国存在证明责任倒置，显然是在不同法律语境差异下的一种误识。从逻辑上讲，“倒置”必须要有一个“正置’’的前提，只有存在正置的举证责任分配，才谈得上对其的倒置。然而，遗憾的是，如上所述，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举证责任的正置。既然不知道举证责任的正置，如何能言倒置呢?”⒃当然这种观点的产生与我国过去有关规定的不足不无关系，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后任何对于证明责任倒置是否存在的置疑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显而易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二条确定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即存在了“正置”；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四条显然又是为了弥补一般原则的不足，以维护诉讼的公正性而规定的一种例外，当然是一种“倒置”。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逻辑上，证明责任的倒置都有了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对其的置疑也应不攻自破。
根据规范说理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确定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但规范说无疑存在着其巨大的局限性，其在某些案件上的适用极有可能会造成诉讼上的不公，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救济。因此《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第四条中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活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从而有效的弥补了一般原则的不足。在这些特殊案件类型中，权利受损害方显然处于一种证据上的劣势地位，其依一般原则所要证明的某些要件事实的证据往往不由其掌控，或其不具备能力掌控，而且这些证据大都为对方当事人所掌控。因而为了避免权益受损害方承担不必要的败诉风险，就应将证明责任改由否认这一事实或主张对抗该事实的事实的对方当事人承担，由笔者看来这正是危险领域说对规范说补充的一种体现。即根据危险领域说理论，在充分考虑了举证的难易。与证据的距离，有利于损害防范和救济三个因素后，将原来应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从而有效维护权利受损害者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以规范说理论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与危险领域说理论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例外原则所构成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才是最为合理有效的，才能在诉讼中最大程度上体现司法的公正性。
五、结语
证明责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作为笔者来说，由于水平有限，无法全面剖析证明责任理论，在论述中也极有可能出现众多疏漏。但应该说对证明责任理论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只有不断的弥补其缺陷，这一理论才能趋于完美，对其的研究才能更有希望！






注：
⑴陈刚主编：《比较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69页。
⑵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1页
⑶ 同上
⑷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1987年版，第219页。
⑸柴发邦：《民事诉讼法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⑹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59页
⑺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65页
⑻肖宏：人民司法，1999年第五期，第33页
⑼参看《比较民事诉讼法》第177页
⑽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5页
⑾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⑿参看《比较民事诉讼法》第182页
⒀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⒁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1页
⒂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8页
⒃张卫平：人民司法，2000年第八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