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立功在司法实践中的界定

锦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赵丹


[关键词] 立功 主体 确认主体 表现形式
[摘 要] 立功对于我国的司法实践有着重大的意义，其给予犯罪分子除自首以外的又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立功体现了一种人道，一种人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立功的认定上却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掌握立功，我们应该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对立功给予再认识。


一、 立功行为的主体
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立功的主体是“犯罪分子”，而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其规定具体的含义，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类似的规定。所以造成“犯罪分子”的范围相当不确定。使立功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被不同的司法机关认定的范围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造成了立法的宗旨在司法实践中的不统一性，从而使各个司法机关在对相同的案件的处理上做出完全不同的处理结果。基于立法的宗旨和在司法中的实践，本人认为，立功的主体应该被界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个程序是侦查机关的立案，这时被怀疑有犯罪行为的人才被称为犯罪嫌疑人。未被立案侦查的人应一律被推定为守法的人，他们是不存在刑事法律上规定的立功表现的，无犯罪，何来悔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是被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怀疑、认定、宣判有罪的人，他们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之一，是被刑事诉讼法律所严格约束的。并且从立功的表现形式来看，也是与他们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身份相符合的。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含义和范围在刑事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其也基本上有了统一的认识，这也是符合我国立法宗旨的，是与刑事立法相统一的。
二、 确认立功的主体
在诉讼程序中共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三个司法主体，他们参与并主导着整个诉讼程序的进程。那么立功是由他们中的某一个机关认定，还是由三个机关共同认定或是三个机关都有认定立功的权利呢？三个机关的职责不同，在诉讼程序中的作用不同，所以，由三个机关共同认定只能造成认定上的更加混乱而别无益处，故不能由三个机关共同认定。那么是否三个机关各自都有认定立功的权力呢？
在一般的案件中最先接触案件的是侦查机关，也是最先进入诉讼程序的，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立功行为也必须由侦查机关在实践中查证属实。可以看出侦查机关在立功的认定上是存在优势的，但是，他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弱点。侦查机关在侦查中很可能产生先入为主的思想；也有可能为了掩盖自己在侦查中的过失或是错误，而无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立功行为；粗心的侦查机关也有可能将立功行为遗漏。在没有一个良好的监督体制下这是相当危险的，会造成侦查机关的渎职，会对有立功表现的犯罪嫌疑人不公，更会放纵其他的犯罪行为。
审判机关是确定被告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最终的决策机关。看上去，审判机关作为认定立功的机关将是最为合理的。但是审判机关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弱点。立功表现多涉及其他案件，审判机关在审判中不宜过多地考虑与本案无关的事实，以免在审判其他案件时先入为主。同时，在立功表现中有很多是侦查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交于审判机关，并且在案件尚在侦查的过程中有些事实不宜过早的公开。审判机关在审判案件时，是被要求及时审判的，不可拖延审判，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允许超过审判时限，并且审判机关不能对未侦查终结，检察机关未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定性。为了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了案件可以及时审判，审判机关对立功表现不宜做实质性的审查。
笔者认为，确认立功的机关应该是以检察机关为主，公安机关以协助，由审判机关通过程序性审查做最终的确认的三机关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结果。理由如下：
首先，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联系密切，对侦查机关的工作情况也特别了解，同时检察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提前介入侦查机关的工作。这使检察机关在侦查机关初查立功时给予一定的帮助，并且可以纠正侦查机关在对立功的初查过程中的不法或是违规的行为，保证对立功的初步认定合法、公平、公正，为检察机关对立功的实质性认定做充分、良好的准备。
其次，检察机关依法会对全案进行审查，此时犯罪嫌疑人会因为案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继续顽抗将会对自己在审判时不利而会尽力和检察机关合作，为减轻自己的罪行而做他们可以作到的一切。这时自首和立功就是他们的首选。检察机关会根据法律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行为进行全面的审查和分析，以做到最为公正的认定。侦查机关认为有立功行为的，检察机关经过依法全面的审查，认为不符合立功条件的，不予认定为立功，侦查机关或犯罪嫌疑人如有异议，可以申请检察机关复议，由检察机关作出最后的认定；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没有提出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行为，经检察机关的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行为或有立功的可能，可以直接认定立功或要求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后作出是否存在立功的认定。
最后，检察机关有对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的职责，在将其起诉到法院时检察机关会根据自己的认定，被告人有立功情节要求审判机关在判处刑罚时作出从轻或减轻的判决。此时审判机关应对检察机关移送的全部案卷进行程序性审查，如程序合法，应确认被告人立功；如程序不合法可以要求检察机关补充，检察机关在时限内不补充或补充后仍不合法的，审判机关对立功情节不予确认。
三、 立功的表现形式
立功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而言关系重大，所以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对立功的处理上一定要十分的慎重。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对立功的规定本身就存在着多处模糊不清的地方，以至于对立功的认定问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造成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司法机关对于同一立功行为作出不同的认定。结合理论和实践，笔者对立功规定的多处模糊处做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
揭发他人犯罪，应该是指，揭发除本人之外的其他人的犯罪行为，包括与本案无关的他人或共同犯罪中其他犯罪嫌疑人的除本案之外的其他犯罪行为，并且所揭发的犯罪行为必须可以被认定为犯罪，应该受到刑事处罚或作为有罪不诉。如果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仅应依照行政法规接受行政处罚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查证属实”应该是侦查机关在初查之后，交由检察机关分析认定，事实是否属实，是否属于犯罪行为，是否应该受到刑罚或免于刑罚，最后认定其行为是否属于立功。
（二）、“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
提供重要线索，是指那些侦查机关尚没有掌握的线索，并且线索的重要性足以使本案得以侦破。如果此线索已被侦查机关掌握或提供的线索的重要程度不能使案件得以侦破，那么，就不能成为立功。此时侦查机关的主观性会很大，可能造成对案件不公正的处理结果。如谎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罪犯提供的线索已被掌握，但实质并没有掌握或谎称线索的重要性不足以侦破相关案件，实质上其根本没有依据此线索对案件作出应有的努力而只是因为某种原因想严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为了防止此种事件的发生，为了保证法律得以正确的实施，检察机关应当监督侦查机关的相关行为，侦查机关应提供必要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提供的线索确实已经被侦查机关掌握或根据此线索经侦查机关的努力工作仍然无法侦破相关案件，并且侦查机关在提供相关的证据时应包括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无利害关系和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无不公正行为的证据。最后由检察机关对以上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是否为立功。如，侦查机关有上述的不法行为或证据不足，可以要求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或补足相关证据，对有责任的人员给予处罚。
（三）、“其他立功表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他立功表现包括：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
1、“阻止他人犯罪活动”
组织他人犯罪活动是指阻止他人正在进行的犯罪活动。只要在他人已着手实施犯罪活动并且在犯罪活动实施完毕之前，实施了阻止犯罪活动的行为即可。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在主观上有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的故意，并且实施了阻止犯罪活动的行为，无论此阻止行为是否成功地使犯罪行为无法发生，还是由于某种不应归因于阻止行为人的原因造成犯罪行为得以实施完成，都应认定阻止行为人有立功行为。但是阻止行为人必须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确实不是因为主观的原因而造成阻止犯罪行为的失败。此种行为已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确实具有悔罪表现，并且为此做出他们可以做到的一切，客观的不能不应归因于他们。这也符合我国的立法的本意和宗旨，惩罚犯罪、重塑新人。
2、“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
这里的犯罪嫌疑人包括共同犯罪中的同案犯及其他与此案无关的犯罪嫌疑人。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司法行政人员认为“抓捕”就是要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必须协助司法机关将其他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到案。笔者认为，此种观点过于偏激，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的犯罪嫌疑人，只要其他犯罪嫌疑人已在司法人员的控制范围之内，就应认定为立功。这里的“控制范围”是指司法人员在一般的情况下，尽到其应尽的努力，就可以将其抓获。如果由于某种司法人员未预见的客观原因或司法人员自身的原因造成犯罪嫌疑人没有被抓获，不应将此种责任要求由提供协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承担，使其遭受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立法的本意和宗旨，应当认定此种行为为立功。
“其他犯罪嫌疑人”应做适当的扩大解释，包括在审判中逃跑的被告人和在押解途中或在执行中的罪犯。
3、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
在对此款的认识上，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只是对“突出表现”的认定问题，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使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没有可以依据的“蓝本”对此种立功行为进行认定。笔者认为，此种立功行为的认定仍由检察机关主持认定。检察机关应邀请相关的单位和组织，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认定此种行为是否对国家和社会有着突出的贡献，其中包括，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生产方式的改进，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加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的司法机关在认定立功的问题上，在相关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还没有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时，应当既要防止对立功行为的无限夸大的解释，又要防止对本应该认定为立功的行为不予认定的狭小的解释，而应当依据立法的本意和宗旨，公正、公平的适用立功。






楼盘装“壳”的法律问题

浦增平



笔者近期参与二宗用楼盘装“壳”的上市公司收购兼并案，因尚未完成披露义务，暂不公开公司名称。但实施上述收购过程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有必要进行探讨。

Ａ公司出价人民币约1.4亿元，通过国家股转让的方式成为Ｂ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并完成事实上的控股行为。由于Ａ公司系房地产开发公司，有大批在建和竣工的楼盘，希望扩大融资途径筹资，并计划收购上市公司后将上述楼盘注入该公司。Ｂ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则希望通过股权转让，承接Ａ公司在建的大量工程，并盘活资产。二者协议转让对双方均有利，并可使该公司利润大增,并保持持续发展。为此吸引不少证券商投资银行部的人士积极参与，并解决相当融资额度。另一宗Ｃ是上市公司，Ｃ公司在经营上连续二年亏损不能取得配股权利，希望资产重组，并调整结构，出价人民币二亿元欲收购Ｄ公司，Ｄ公司是房地产公司，在建项目因资金短缺而无法竣工,但在建项目许估价为四亿元人民币。Ｃ公司打算向银行贷款，并用Ｄ公司的房产项目抵押，同时将收购的楼盘装进“壳子”，并将公司不良资产剥离，调整产业结构。当然，收购款并非一次支付。

上述二宗楼盘装“壳”收购案中，在融资问题上就遇到不同的法律问题。前一宗收购案对双方公司都是一次发展机会，并且完成收购后使公司每股税后利润快速提高，对配股方案实践十分有利，投资银行十分乐意承接这种配股，并希望在财务顾问上长期合作。所以积极帮助融资。其次转让后的股权可以质押，融资也有保障，法律障碍容易解决。后一宗收购由于需要Ｄ公司先用楼盘抵押设定担保，Ｃ公司才能从银行贷到资金，再由Ｃ公司向Ｄ公司支付收购款项，所以在法律上障碍很大。为此，笔者提出由Ｃ公司大股东由其股权反担保质押，一旦发生违约，Ｃ公司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成为Ｃ公司大股东，将自己风险转为机会，但在操作上法律难度很大，涉及股权登记质押，委托手续等等。

其次，虽然楼盘以资产或在建项目装“壳”，在资产评估上膨胀性较大，但在产权确认和债权债务清理上法律问题较多。有些楼盘已经作过抵押，或作过其他方式担保，债务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较大。因前几年国内房地产市场抵押担保不尽完善，有些抵押担保在产证资料上不能反映。即使目前小额贷款的担保在产证上也不反映。同样，不少在建项目因地价未能付清，或转让费用
未能补足等等，土地产证所有人不明确或有异议等等。这些楼盘在完成收购以后要装“壳”，法律障碍很大，说不好就背上一大包袱，或审批部门不予批准。

再次，楼盘装“壳”在评估上有较大水份，不少开发商将房价定得很高，经过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后，市场价格远不能收受，这批被套楼盘资金成本将随着楼盘难以售出增加。同样，在建工程在分段结算上余地很大，可以将利润高的部分先结算做进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也可反之而行。这样，用楼盘装“壳”也将会带来较多的法律问题，如上市公司报表不实，误导市场，并可能引起公司股票大幅波动等等。

由此可见，近期收购兼并浪潮中，用楼盘装“壳”涉及的法律问题较多，不仅对商务行为的当事人，对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对证券市场的股民，均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对承办律师来说，机会与挑战并存。

（作者系上海市泛亚律师事务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