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对重大误解做出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59条第一项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但明显可以看出，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宽泛。对此，理论界对重大误解制度存在众多分歧，并且，在法律适用的实践中，重大误解的适用往往也并不稳定。本文将通过重大误解的含义、构成、法律适用的角度分析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现状，并寻求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与突破之路。

　　一、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民法中“重大误解”的含义王泽鉴有云：“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法律行为是达成私法自治之手段。法律行为之基本要义在于表意人得依其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上之效果。”然而重大误解则是不完全、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其法律效果不必然。因此，推究重大误解制度其实质是为了救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瑕疵。

　　厘清重大误解的实质与含义，是研究重大误解制度的逻辑基础和前提。所谓“误解”是指意思表示受领人因自身的原因，而错误的认识了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所谓“重大”指误解的程度足以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变化、显著失衡或者使合同的目的落空。当事人是基于错误才做出那样的意思表示，不是由于错误，不会做出那样的意思表示。误解之“重大”是民法对误解者利益实施法律保护的限制性条件。所以，重大误解的含义可以定义为行为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对其所为行为的性质或效果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导致法律行为的后果与其所为法律行为的目的相违背，或者利益受到损失，且行为人的错误认识非是因自己或他人的故意、重大过失所造成。

　　（二）我国民法中重大误解的构成重大误解的成立除了具备“误解”和“重大”的含义之外，同时还必须满足下列构成要件：第一，重大误解与合同成立的条件存在因果关系；第二，重大误解的主体是民事行为的当事人，可以是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第三，重大误解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态度也必须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国内外学术界争议较大，因此，笔者将在下文进行详述）；第四，当事人不愿意承担误解的风险，这里采推定的标准。

　　至于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多数学者认为误解是由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般意义上的过失（不包括重大过失）导致的，不存在故意的欺骗或者故意不告知的情形。笔者认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也可以无任何过失，之所以产生重大误解是基于第三人的过失或故意。比如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大学生到餐馆用餐，被精美的菜单所吸引，遂将其偷走。

　　1.误解人的主观态度关于误解人的主观态度，首先，学术界一致肯定误解人对行为的性质、内容存在错误的认识。但误解人产生此种错误的认识是否存在过失，学术界不乏争议。王利明教授认为“如果表意人在订约时故意保留其真实的意志，或者明知自己已对合同产生误解而仍然与对方订立合同，均表明表意人希望追求其意思表示所产生的效果。”笔者表示赞同，因为此种情况意思表示实属真实，是不能按照重大误解来处理的。因此，重大误解的产生，首先排除了当事人故意的主观态度。也有的学者认为“误解一般是因受害方当事人自己的过失产生的，这类合同发生误解的原因多是当事人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或经验而造成”。还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必须不存在过失才能构成重大误解（台湾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但是实践中，重大误解的产生往往都是基于当事人的疏忽等过失造成的，如果重大误解的要求必须不存在过失，重大误解制度的目的与意义则难以实现。因此，虽然这种观点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具有重大意义，仍然不可取。

　　因此，笔者认为，重大误解的误解人主观态度应当是，误解人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疏忽大意也即一般过失，而不应是主动追求或希望这种误解的发生，对于误解结果的发生，误解人不应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因为，从重大误解制度的意图和效果上看，成立重大误解将允许误解人撤销其基于误解而为的行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重大误解制度一方面是民法追求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意思真实的体现；但另一方面，这将对交易安全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带来挑战。因此，必然要寻求此诸种利益在冲突下的平衡。所以，对于当事人的主观故意和重大过失而言，当事人的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则可以成为要求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理由，但并非免责理由，误解人仍然要因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对相对方因合同撤销、变更而受到的损失承担责任。

　　2.相对人的主观态度对于重大误解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除了误解人的主观态度，相对人的主观态度也需要考虑，不容忽视。相对人也必须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误解人产生误解，才能成立重大误解。否则，是不能构成重大误解的，而应适用欺诈等其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包括作为的主观态度和不作为的主观态度，作为的主观态度是指故意错误陈述或者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错误的陈述；不作为的主观态度主要表现为沉默欺诈，不履行告知义务。相对人无过失或者轻过失的，不影响重大误解的成立。

　　（三）重大误解在我国现行法中的适用现状我国有关重大误解的相关规定主要规定在《民法通则》第59条、《民通意见》第71条和《合同法》54、55、58条之中，其法律后果是可变更可撤销。例如，旅客甲误食了宾馆内的有偿食物，成立重大误解，适用民法通则或者合同法的规定，旅客甲与宾馆关于食用该有偿食物的合同为可撤销可变更，撤消后，甲按照不当得利返还旅馆的食物市场价格即可。但是，这些条文对重大误解的含义、构成等的规定均十分粗陋。无法为重大误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提供稳定、有力的支撑。此外，重大误解往往与其他相似制度规定在同一条文中，因此常常造成适用上的混淆。

　　二、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

　　（一）我国重大误解制度存在的问题首先，《民法通则》对重大误解的相关立法并没有将表意人的主观状况纳入考虑的范围，缺失了法律应有的价值判断。

　　其次，《民法通则》对错误表示的规定欠缺规范，内容不全面不严谨。《民法通则》的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不能攘括错误表示的所有情形和全部内容。从内涵与外延上说，错误表示与误解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错误包含误解，误解仅是错误的一种形式，仅指意思表示的当事人之间对对方的意思表示产生了错误理解的情形，而错误还包括当事人的内心效果意思与其表示行为的客观实意不一致且当事人并不明知的各种情形。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对误解内容的规定也十分狭窄，仅限于对行为内容产生的重大误解，当然，虽然有司法解释将误解的内容扩大解释包括对行为性质的误解、对对方当事人的误解、对标的物品种质量规格的误解等的重大误解。但实践中存在的表示错误和《德国民法典》中的传达错误却因不能解释为“误解”而未能受到法律调整，从而成为立法上的一个盲点。

　　最后，我国民事法律对重大误解制度下无效或者撤销法律行为采取过错责任规则原则，也即是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因此如果当事人一方没有过失，则相对方的信赖损失将无法通过重大误解得到赔偿，并且，这也是对交易安全的巨大挑战。

　　（二）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1.明确当事人的主观态度在规制重大误解行为的成立及后果时，同时也需要考虑误解方的利益保护和交易安全的保障。如果相对方是善意的，其基于对表意方的信赖而发生的合理成本支出与利益期待，其利益与交易安全则不得不进行考虑。同时民事行为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也应当要求其承担疏忽或者无知的不利后果。总之，法律应当在规定重大误解的成立及效力时，应全面权衡各种价值，全面考虑表意人与相对人的主观态度，以寻求双方当事人利益以及交易安全价值的最佳平衡。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虑，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并没有规定表意人在行使撤销权时其主观过错问题，但是台湾和日本的民法典却规定了表意人的主观态度：台湾地区民法典要求表意人无过失，日本民法典要求表意人无重大过失。这种由单纯维护表意人意思自由到构建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平衡的立法理念的转变，反应了时代的需要。故我国可采取明确立法规定，限定表意人行使撤销时的主观态度为无过失或轻过失。

　　2.明确重大误解的内涵外延，完善重大误解构成的形态我国重大误解只相当于大陆法系意思表示错误中的内容错误，对于表达错误、传达错误等，并没有包括在内。以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于解释的过程中产生分歧与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重大误解的内涵、外延予以明确，完善重大误解的构成形态。以满足重大误解制度理论和实践上的完善。

　　3.相对人的信赖损害赔偿在重大误解的可撤销、可变更效果下，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必不可少，我国台湾民法以及德国民法均规定了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不仅注重民法的精神保障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还保障交易安全。而我国民法虽然规定了合同撤销下对表意人的过错的相关赔偿问题，但其实际上混淆了缔约过失损害赔偿和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对于当事人无过失情况下的撤销，相对人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难以得到保护。故此，我国应完善错误信赖保护制度，明确无过失表意人的赔偿责任，将其单独成文，加强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

　　北安市法院 王胜宇
司法部


司法部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



司发［2003］1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正式实施。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认真学习宣传《条例》，深刻领会精神实质

（一）充分认识《条例》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条例》的颁布实施，是贯彻十六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有助于落实“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有利于促进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法治目标的实现，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对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促进司法公正，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全面领会《条例》的基本精神。《条例》确立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了经济困难的公民有权获得免费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律师是法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规定了法律援助范围、标准、实施程序以及法律援助各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为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三）认真学习，增强责任感，切实履行《条例》规定的各项职责。要加强领导，组织学习，使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刻认识和理解各自在《条例》实施中所担负的责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去。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广泛宣传，使各级党政部门更加重视法律援助工作，使社会各界积极支持法律援助工作。



二、加强监督管理，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运行

（四）切实履行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责。司法部负责监督管理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监督和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司法部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起草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有关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全国各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监督管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工作及其资金使用。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违反《条例》和有关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

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起草本行政区域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法规、规章，制定有关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管理省级的法律援助经费，并负责法律援助资源的吸收和调配，组织协调法律援助实施工作；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违反《条例》和有关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

地市和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中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制度；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监督本级法律援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违反《条例》和有关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

（五）加强规范，不断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水平。司法部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管理办法，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资金使用和监督、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的管理，全面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协调，研究制定统一的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规范，促进各部门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配合与协作。

各省（区、市）司法厅（局）要制定贯彻落实《条例》的工作措施。要根据本行政区域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分布与资源状况，与所在地人民法院协商确定法律援助案件的指派等工作衔接方式。要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协商，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办法。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管理，对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从事有偿服务，律师事务所拒绝指派或律师不履行义务，对律师和社会组织人员在法律援助活动中收取当事人财物等行为，要依据《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保证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健康地发展。



三、发挥法律援助机构的作用，有效组织实施法律援助

（六）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和队伍建设，为法律援助的实施提供组织保障。各直辖市、设区的市和县级地方司法行政部门要按照精干高效的原则，根据需要合理确定法律援助机构的布局和数量。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与“12348”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合署办公。经济欠发达的少数边远县级地方，现阶段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律师事务所行使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责。现存少量自收自支和差额补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转变。各地要为法律援助机构配备高素质工作人员，加强培训工作，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逐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七）发挥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能，为公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要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组织开展工作。对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应当依据《条例》的规定及时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要积极探索便民利民的有效形式，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公民依据《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发挥法律援助机构专职办案人员作用，积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规范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和审查、指派、支付办案补贴、归档等项工作，确保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



四、倡导行业奉献，发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作用

（八）督促律师切实履行法定义务。律师应当依据《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律师每年须义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由省（区、市）司法厅（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要积极探索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新方式和新途径，使所有的律师都普遍履行义务。

（九）律师协会要对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律师协会要组织专门委员会负责与各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协调，为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创造便利条件。要协助司法行政部门确定律师应承担的义务办案数量、办案补贴标准等事项；协助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支持律师依法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维护律师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合法权益，督促律师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协助做好法律援助的宣传、培训等工作。

（十）发挥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作用。各省（区、市）司法厅（局）要根据本地情况，对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做出规定，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积极组织、引导他们开展与其工作领域和业务能力相适应的法律援助。



五、采取措施，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十一）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社会资源。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鼓励和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和组织以自身人力和财力资源为本社团特定对象提供免费法律服务；鼓励和支持法律院校高年级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与其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相适应的法律援助；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动员社会各界符合条件的人士自愿参与，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资源。

（十二）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在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中，应当要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资质水平符合有关规定；不能假借法律援助名义从事有偿服务和谋取利益；要为受援人提供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



六、积极工作，推动法律援助政府责任的落实

（十三）争取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按照《条例》的规定和要求，积极向党政领导汇报，争取他们的关心和支持。通过积极有效的工作，促进地方政府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或将法律援助的实施列入党委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争取地方人大、政府通过组织《条例》实施的执法检查、为法律援助的社会捐助制定优惠政策、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等项措施，为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十四）争取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提供经费支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等领导的重视，主动与同级财政部门沟通，落实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支持。已经根据地方立法和地方政府已采取措施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的地方，应当继续坚持；尚未纳入财政预算的，争取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并明确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办法和标准，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随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加经费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要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助渠道。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要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募集资金的能力，积极为各地搭建筹集资金的平台。要充分发挥基金会及专项基金募集社会捐助的功能，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和其他资源，扶持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十五）推动地方法律援助立法工作，保证《条例》的贯彻实施。各省（区、市）司法厅（局）要积极推动地方人大或政府修改或制定法律援助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已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有利于地方工作开展的一些具体规定，只要符合《条例》的精神，应当继续执行；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与《条例》规定不相符合的条款应当作相应调整。通过推动地方立法或采取其他有效方式，使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在《条例》的授权范围内，制定与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实际需求相适应的法律援助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为全面贯彻落实《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