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械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是机械性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把法官想象成中立的天平形象，认为整个裁判过程就是法官根据大前提、小前提到结论的三段论过程，而忽略了法官作为活生生的人的这一现实。按照这种理想化的看法，在司法实践中是不会出现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的情况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判决不只是一种纯粹的逻辑过程的结果，而是受到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的决定性影响。
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认为法官的判决才是真实、真正的法律，他著名的司法判决公式很好地说明了主观因素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影响。该公式改变的了传统的R（Rule,法律规则）×F（Fact,事实）＝D（Decision,判决）的模式，认为S（Stimulus,刺激）×P（Personality,个性）＝D（Decision,判决）。弗兰克认为，法官的个性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中枢因素，判决结果可能要依碰巧审理个案的法官的个性而定，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由情绪、直觉、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法律因素来决定。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都拥有无可争辩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
在弗兰克看来，法律永远是不确定的，法律应对的是人类关系最为复杂的方面。在纷繁复杂的案件中，面对客观的证据材料，单凭法律条款、证据规则，法官不可能像自动售票机一样提供给当事人完全理想化真空化的法律判决。而是需要在依据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通过经验、理性、良知等能够被“社会人”所共识的作用力因素，将注意力从书本上的法律转移到现实中的法律，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合理科学的判断，在内心深处完成一次缜密的自由心证，最终形成确信得出判决结论。正如美国法官哈奇森(Hutcheson）所指出的：“法官作出决定的关键冲动是在特定案件中对于正确或者错误的直觉”。需知，法官认识事物的过程必须是遵从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
按照弗兰克的观点，法官作出判决的过程并不是从先前的前提开始而得出结论的，而是要先形成一个大致的模糊的结论，再从这个结论出发，找到证实结论的前提。在他看来，法律结论是靠法官的“预感”（hunch）产生的。法律的根本目的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然而，法律的普遍性特征又使得法律只注意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正如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的：“法律绝不可能发布一种既约束所有人同时又对每个人都真正最有利的命令”。所以凡是希望以完全的客观事实作为判决根据的，都是“法律神话”，是真空中的法律，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现代法治国家，各类法律法规可谓浩如烟海，而现代法律有一个逐渐向生活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法官要正确适用法律，就必须具备生活阅历和生活知识，从而培养并转化为一种处理事物的实践理性，恰如其分地公平合理地使用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传统的实质性思维模式，使法官往往容易只强调对客观事实和客观结果的追求，而忽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另外还会受到一些动机的影响，诸如职责完成动机、满足荣誉感动机、满足私利动机等。这样，法官的超职权主义就难以避免。在当今纷繁复杂的时代，很难设想一个“超然于社会”、“超然于法律”的法官会作出一个同情弱者，让老百姓尤其是社会底层的人们内心得到抚慰的正义的判决。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法官作为联系法律与生活的中介，在现实生活中，角色期待的差异自然使得法官产生角色分化，自然本性、文化价值、权力组织原则和法律这四种具有不同性质的角色规范使得法官也形成了“自然存在中的法官”、“社会文化中的法官”、“权力结构中的法官”、“法律世界中的法官”四种不同的角色。法官必须在这些角色中找到适合具体案件、符合法律理性的一个平衡点，而中立地克制来自某些角色规范的张力，扎实提升自身的司法能力和水平，以此来达到裁判行为的协调与统一。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