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印发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计生委，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计生委，解放军、武警部队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口计生委办公室，委机关各单位，各直属、挂靠单位：


现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根据地区和部门实际，做好安排部署，推动工作落实，确保目标实现。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二 ○ ○ 六年一月三日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



为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创"十一五"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局面,国家人口计生委决定，在过去五年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机制。



一、充分认识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的重要意义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决策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的制度保障，是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道路的创新发展。在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的思路、发展的眼光、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和开放的胸怀，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机制，保障人口和计划生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和人力资本。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必然选择。新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人口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凸现，人口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因素日趋多元化。因此，必须改革创新，把工作从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式和方式方法中解放出来，纳入法制和制度的轨道，使之不因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或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是提高人民群众满意程度的重要途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现阶段，群众日益增长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需求还得不到很好的满足，计划生育家庭还有许多实际困难得不到有效解决。工作新机制的核心理念是民主、法治、服务、利益，反映了群众对人口计生工作的本质要求。通过机制创新，切实改进工作，维护群众权益，反映群众诉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是树立我国负责任人口大国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和"千年发展目标"，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追求。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应当积极参与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先进理念和经验，不断提高国内工作水平。倡导共存、共享、共赢，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世界的和平、合作与发展，促进人类的文明、繁荣与进步。



二、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要着重把握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等五个方面，着力在制度（指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政策、规定等）、器物（指组织机构、设施设备、人员、经费等）和载体（指具体的管理和服务活动、行为等）建设三个层面求得突破。



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努力解决制约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稳定低生育水平，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总体目标：力争2010年全国大多数地区基本建立工作新机制，率先实现部门工作法治化。



主要标志：



——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2010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控制在13.7亿以内；



——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取得实效，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等方面的矛盾有所缓解，人口安全形势趋于改善；



——人民群众更加满意，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的管理、服务和协调能力明显增强。



基本框架：



——依法管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理念，加强法制建设，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特别是人口计生工作者的法治意识和能力。加强监督，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



——村（居）民自治。充分发挥村（居）党支部和村（居）民委员会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行计划生育政务、村（居）务公开，推进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促进计划生育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加强能力建设，搭建政府部门与群众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制度化的交流合作平台，优化资源配置，疏导社会矛盾。



——优质服务。坚持巩固和发展基层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深入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建设社会主义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加强宣传教育和信息咨询。加强研究和规划，推动生殖健康产业发展。



——政策推动。制定和完善有利于计划生育和人口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利益导向机制。组织实施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探索建立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困难扶助制度和计划生育保险制度。确保各项奖励优先优惠政策的落实。



——综合治理。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大部门协调力度，落实责任，优势互补，信息共享。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发展。



三、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的主要思路和任务



“十一五”时期，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要着重推动五个方面的创新：



（一）理论创新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发展人口科学，构建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体现实践最新发展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



——把人口理论创新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重大课题紧密结合起来，提升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建立研究的长效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搭建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支持平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基础、应用和对策研究，加强理论创新成果的学习、宣传和推广，促进理论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加强对理论创新工作的组织协调，建立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参与的理论创新工作格局，培养和造就一批理论研究人才。



（二）制度创新



——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从实际出发，探索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的有效途径，研究制定符合国情的人口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把国家和省级人口计生委的工作重心切实转移到"研究战略、制定规则、创造环境、依法行政"上来。议全局、抓大事，增强总揽全局、民主科学决策、依法管理、优质服务、综合协调的能力。构建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



——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继续强化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各部门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职责。加强对工作过程的动态监测和评估，把基层的注意力引导到服务群众、提高群众满意程度上来。



——推动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体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投入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由流出地和流入地共同负责、以流入地管理为主的工作机制。



（三）科技创新



——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人类生殖基础理论以及生殖健康、出生缺陷、主要生殖系统疾病等的研究，推出一批科研成果。 



——大力推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为群众提供经济适宜、避孕效果好、毒副反应小的新型避孕药具。加强避孕药具使用不良反应监测，科学编制政府采购目录，推动避孕药具的更新换代。 

--推动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产业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为平台，促进形成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科研基地和企业集团。

　　

——加强科技创新人才、产业开发人才、市场营销人才、技术服务人才的培养，优化队伍结构。重视引进和培养学术带头人，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



（四）能力创新



——实施"甘露计划"。巩固和完善行政管理、技术服务和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公共管理和服务网络。切实加强以县站和中心乡镇服务站为重点的基层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人员培训、药具发放五种职能。



——加快推进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建设，继续完善政务信息系统、育龄妇女信息系统、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管理信息系统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推进"三网一库"建设。以信息引导服务，提升工作水平。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人员准入、培养使用、有效激励、监督退出等机制，形成充满活力、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探索干部队伍职业化发展道路，开展"争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活动，加强行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理顺人口计生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加快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



（五）载体创新



——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倡导计划生育、男女平等、少生优生的社会新风，转变群众生育观念，促进生育文明。采用综合措施，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实施中国人口早期教育暨独生子女培养示范区项目。



——深入开展创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活动，实施以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出生缺陷干预、生殖道感染干预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提高育龄群众的生殖健康水平。



——组织实施好"关注妇女，抗击艾滋"活动，以关爱妇女和家庭为重点，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咨询和服务活动，推动对艾滋病困难家庭的救助，提高社会公众预防艾滋病的意识和能力。



——加强与联合国机构，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有关国际、地区和国家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组织实施好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第六周期项目、中国/福特基金会优质服务项目、中日合作中国中西部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及其他合作项目。



各地要结合实际，不断创新工作载体，促进各项目、活动经验的整合与提升，推动工作新机制建设。



四、加强对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的领导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和完善工作新机制是政府行为。人口计生部门要当好参谋助手，将这项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与各部门、各方面的改革有机结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工作新机制建设的合力。



科学制定规划。加强调查研究，科学制定工作新机制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实施纲要，细化改革任务，明确实施步骤，确保目标如期实现。强化成本效益观念，统筹考虑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基层的实际承受能力，使改革进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人民群众要求相吻合，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前进方向相适应，防止出现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的倾向。



切实抓好试点。国家和省级人口计生部门要注意选择和抓好不同类型的综合改革试点，探索有效途径和办法，解决制约工作新机制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政策、经费、项目、考核等方面给予试点地区支持，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增强试点地区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试点模式和先进经验的总结提炼，加大教育、培训和倡导力度，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入。



改进考核评估。加快改革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及其考核评估体系。科学设置考核内容、标准和权重，鼓励基层因地制宜地确定改革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要鼓励创新，不求全责备，引导综合改革和工作新机制建设沿着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道路顺利推进。



人口计生委办公厅

2006年1月3日印发


死刑存废论之我见

王文婷


死刑存废之争，自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以来，已历经200多年。死刑存废之争已由一个法律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学、哲学的高度。面对前人浩瀚的学术成果和精辟入理的论证，我方才知道自己有如井底之蛙。我只能靠着满腔的热诚，用最浅显的文字写下最真实的看法。

一
毫无疑问，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①。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废除死刑任重而道远。
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学者提出折衷的“死刑限制论”，作为我国刑罚发展的目标。“死刑限制论”以我国刑法对死刑对象的限制，死刑复核程序等为内容，基于死刑保留论的一系列观点，强调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
“死刑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废除论”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积淀，以及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但“不能废除”不等于“不应废除”，前者强调实然性，后者强调应然性。如果将“死刑限制论”作为死刑发展的最高境界，那是人道主义的悲哀，更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障碍。
二
死刑保留论的理论基础是刑罚“报应论”。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报应论”作为死刑保留的最大理由已明显不合时宜。诚然，从奴隶社会野蛮的同态复仇，直至今日我们宣扬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刑罚已从“报复”转向“报应”为目的。前者强调对违法者个人的制裁，是“刑罚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的等同与对称”②；后者强调对社会大众的预防监督，是“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比对称③”。报应论已成为死刑保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报应可谓社会对于犯罪人为恶的反应，以刑罚来报应犯罪，因刑罚的痛苦来平衡犯罪的恶害，一方面可以实现正义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伦理的力量，以建立社会赖以生存的法的秩序。④”但是，无论报应论多么完美，只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非死刑的正当性。因为目的正当并不一定表示手段的正当。况且报应犯罪的途径不只死刑一种，无期徒刑同样可以达到报应犯罪的目的。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必须的，符合报应论，但死刑犹如“过犹不及”，除了满足受害人的私愤外毫无意义。
当然，有些学者强调报应的“等价性”，即犯罪者失去的利益应不小于所侵害的利益，以此论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如若以此为据，一味强调报应的“等价”，那么现在的自由刑似乎只使用于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强奸犯是否必须处以宫刑？诈骗犯是否只需交纳罚金？很明显，与同态复仇相比，等价报应论确实进步了许多，但在一个文明与人道的社会中，“杀人偿命”仍是落后与野蛮的标志。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等价报应”所提倡的“不小于”常被理解为“大于”而非“等于”。我国对经济类犯罪仍保留死刑就是最好的例证。退一步来说，对一些诸如杀人罪的自然犯而言，死刑似乎是等价的报应，但其实质是以一个家庭的痛苦来换取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结果是两个家庭的悲哀。这里的“等价”是心理痛苦程度的等价，而非刑罚轻重的等价。其结果往往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文明社会？
黑格尔从社会契约论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等价报应论”。他说：“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的理性的存在。⑤”按照他的说法，死刑是犯罪者自己的意愿，所有的痛苦是犯罪者自己选择所得。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推论是完美的。但从现实上看，很少有犯罪者完成犯罪行为后等待就擒，绝大部分都尽其所能逃脱执法人员的追捕。也就是说，犯罪者即便知道自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犯罪时无一不寄希望于逃脱这种制裁。因为时效制度的存在，只要脱逃成功，到时便可逍遥法外。刑罚的不必然性，成为犯罪分子的赌注。他的“理性的存在”就是钻法律的空子，而非甘愿接受刑罚的处罚。由此，黑格尔的说法仅是破案率为100%的理想社会的推论，只要刑罚存在不必然性或不及时性，逃脱法律制裁永远是犯罪者的自由意志。刑罚的不必然性越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就越大——即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刑法到达的必然性成反比，而后者与执法机关的尽职与否有直接联系。因此可以推论：犯罪分子所接受刑罚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执法机关破案率的高低。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破案率低的地区，一旦抓获犯罪分子，便希望通过最严厉的刑罚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却可能因当地破案率的不同遭受“生”与“死”的差别待遇。犯罪者的生命成为树立司法权威的代价，这种“代价”违背社会契约论的平等与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更违背法律正义的终极价值。
在报应论的基础上，以史蒂芬、加洛法罗为代表的死刑保留论者提出“预防论”作为保留死刑的最大理由。笔者认为预防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情况下，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远远高于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逃避，是人类的本能与天性。因为恐惧程度看似与威慑力成正比，因此得出结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暂且不论这样的三段论推理是否必然成立，事实告诉我们：“严打”以来，适用死刑的人数增多，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增多，而重大刑事犯罪仍呈有增无减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明太祖朱元璋“欲杀尽天下之贪官，奈何朝杀而暮犯！”。死刑所谓的“最大威慑力”只是学者的推论，在事实面前，这种威慑力不断弱化。对于那些义愤杀人，或为信仰而犯罪的人而言，死刑的威慑力毫无价值可言。退一步来讲，200多年来无数学者为了回答死刑与无期徒刑相比，威慑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直至今日，仍没有权威机构能够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既然我们无法证明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那么死刑的存在无合理性可言。同时，死刑的威慑力一旦没能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这种威慑力往往成为其他犯罪行。为的诱因。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后，因惧怕死刑杀人灭口的例子不在少数——这是死刑无法推卸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成为犯罪分子杀人的帮凶。
“死刑限制论”相比“死刑保留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但它仍然有悖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精神。死刑是野蛮之刑，是践踏人权之刑。其野蛮与残酷不仅体现在行刑的一刹那，恐惧与绝望从判决开始便在死刑犯心中扎下了根，悲哀与无奈从判决开始便与死刑犯的家庭如影相随，更可怕的是，它们不会随着行刑的结束而消失。死刑对于心灵与精神上的折磨远比加在肉体上的痛苦来的大。肉体的痛苦是暂时的，只须一人承受，而精神的折磨却须由无辜的家属来承受，并且永生难以磨灭。死刑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为手段，使犯罪者完全丧失了人格权，即完全否认了他人为人的权利。而无期徒刑至少保留了犯罪分子的人格权。因为死刑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刑罚，所以无论“死刑限制论”限制的多么严密，都始终违背人道主义的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判处死刑，就是违背了“罪刑相当原则”。其实不然。罪刑相当原则要求的是“罪”与“刑”在惩罚程度上阶梯形的对应，对于最严重的犯罪只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就符合该原则的要求。一旦废除了死刑，无期徒刑就成为最严厉的刑罚，将最严厉的刑罚分配于最严重的犯罪，完全符合罪刑相当原则，更符合“分配的正义”这一法的最终理念。

三
综上，笔者认为死刑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实际废除死刑，无期徒刑成为最严厉的刑罚，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从无期徒刑减刑至有期徒刑20年的条件，适当提高无期徒刑的威慑力。我国虽然有无期徒刑这一档刑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期徒刑“有期化”已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大部分群众无法接受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经历了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后活跃于社会中的事实。本着既保护犯罪者的利益，又要适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感情的原则，笔者认为严格限制无期徒刑减刑的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些学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指出：无期徒刑消耗的国家财政远比执行死刑的成本高出许多，以此论证死刑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刑罚。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已步入二十一世纪，将人的价值与经济利益权衡的观念早已为人道主义所摒弃。人的生命的价值重于整个地球的价值。国家如果出于纯经济利益的目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这样的社会是极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长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从未给人道主义提供萌芽的机会，人文关怀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得到重视。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从小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入手，在部分地区尝试从实践中不执行死刑，这种尝试从经济犯罪领域内开始最为合适。我国目前无法完全废除死刑，不仅因为经济的原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滞后，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思考明显少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讨。中国废除死刑之路，到了迈出坚定的第一步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春洗、张庆方：《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现状和中国的死刑问题》。
②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③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④参见杨世云、窦希琨著：《比较监狱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⑤参见（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157页
⑥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